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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
贝泽门诺夫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三十八)麦卡锡等反共英雄…就在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国诞生了一个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团体“费边社”。费边社的名字来源于以“逃避、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费边社的标志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费边短评》的第一期刊头上，登载了这样一句社铭：“要像费边与汉尼拔作战那样，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他还是极其耐心地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到，就得像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3]
费边社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发明了“到处钻洞”的“渗透”策略。费边社不仅不限制自己成员的活动，而且鼓励他们去做内阁大臣、高级行政官员、大工业家、大学校长、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随从，或直接加入其它同意接受他们的团体，以便通过这些途径，把其思想灌输给关键的决策人物。费边社主席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写道：“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所谓的‘渗透政策’──那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计划，不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思想里，同时也要注入到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们的思想里──我们不遗余力地不仅在自由党人或激进主义者中进行这种宣传，也在保守党人中进行这种宣传；不仅在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中进行宣传，也在雇主们及金融家们中进行宣传。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符合于我们的方向的观念和计划向他们进攻。”[4]
费边社成员中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四处演讲，出版书籍、杂志、小册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20世纪之后，费边社成员开始参加政党活动。费边社四巨头之一的韦伯成了刚刚成立的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费边派代表。他为工党起草党章、拟定党纲草案，指导各项政策，努力使费边社会主义成为该党的指导思想。费边社在美国影响也很大，有不止一个费边主义团体，费边思想在著名大学的文科院系中影响也很大。[5]
不管是列宁式的暴力共产主义还是费边社的非暴力共产主义，背后都是共产邪灵在操控，其终极目的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列宁式的暴力共产主义并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西欧共产党拒绝与“反动”的工会合作，或者拒绝加入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举动。列宁写道：“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6]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为了夺取政权，可以做出任何许诺和妥协。换句话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夺权过程中，他们的确是把暴力和欺骗的两手发挥得淋漓尽致。
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产主义流派其实也不排斥暴力。英国费边社代表人物之一、剧作家萧伯纳曾经写道：“我已经清楚地阐明：没有收入的平均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穷是被禁止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会被强制地喂饱、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发现你的操行和勤奋够不上这样的待遇，你可能会被温柔地杀死。”[7]善于伪装的费边社选择了善于辞令的萧伯纳，把非暴力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包装得温情脉脉，只是在最后才露出凶残的面目。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共产党分子和其各种前台组织、被煽动蛊惑的青年，为了压制不同言论，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打、砸、抢、烧、暗杀、爆炸，其行为模式和共产党如出一辙。
……
共产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因此，“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迅速成立“共产国际”，其使命就是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各个国家的合法政权，建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隶属于第三国际的远东支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全都听命于共产国际，接受其资助和培训。苏联共产党也以其庞大帝国为后盾，在世界各国招募激进分子，把他们培养成“职业革命家”，在各自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共产党组织。在近一百年的历史当中，虽然美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拥有众多党员的大党，但在美国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与美国社会的激进团体和激进分子勾结，渗透进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会，甚至美国政府。美国反共运动先驱弗莱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尝试从共产党的人数来判断其影响力，就像通过比较孔洞面积与完好面积来确定船体是否安全。一个漏洞就足以使整条船沉没。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有纪律的少数人控制和指挥其他人的理论。一个处于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纵数千人。”[8]
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多苏联间谍早已不是秘密。但由于1954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的反共努力被打压，左派媒体、政界、学术界合力掩盖，相关证据一直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情报部门破解的绝密电码维诺娜文件（Venona Files）。密电码显示，在美国政府内部至少有三百多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至于他们手下还有多少人则不得而知。有些间谍在罗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够接触绝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则可以利用职权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这些人包括向苏联输送原子弹技术和其它军事技术秘密、后来被送上电椅的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财政部副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等。
由于维诺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被泄露给苏联尚不得而知。但更为重要的是，某些苏联间谍身居高位，有机会对美国政府的重要决策发挥重大影响力。在二战结束前举足轻重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希斯在战后领土处理、战俘交换、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等重大决策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怀特作为财政部长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参与制订了很多关键政策，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人之一。正是这个怀特在1941年促成国民党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为财政部高级官员，后者“帮助”国民政府设计的“金圆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尽失。历史学家相信，由于苏联间谍和亲共分子的影响，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当中，中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是造成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学者强调，“影响政策”才是苏联间谍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苏联谍报网，但后来反正并指证其他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写道：“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不但能够窃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而且体现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日常决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尤里‧贝泽门诺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讲中披露了苏联秘密颠覆西方的手段。贝泽门诺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类的间谍电影影响，认为苏联颠覆的手段也是通过间谍窃取情报、炸毁桥梁等，但事实远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当中只有10%到15%用于传统的谍报战，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上。贝氏详细解析了颠覆战略的过程、领域和手段。一般来说，颠覆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造成敌对国家的文化颓废、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个阶段，造成该国的社会动荡；第三个阶段，制造危机，而危机将造成三种可能的局面：内战、革命或者外敌入侵，这时共产党将开始第四个阶段，即趁机夺权，进而“稳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党制独裁国家。
按照贝氏的说法，共产党渗透的目标主要有三大领域：思想领域，包括宗教、教育、媒体、文化等；权力机构，包括政府、法院、警察、军队、外交机构等；社会生活，包括家庭、医疗健康、种族、劳资关系等。贝氏以“平等”观念为例，解释了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渗透，一步步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制造革命时机的。谍报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让人们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境遇不满，不满加剧后，影响生产力，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造成罢工潮、经济衰退等，于是社会不稳，越来越多的人激进化，展开权力斗争，全面危机爆发后，革命或者外国入侵的机会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罗马尼亚最高安全官员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对西方发动大规模心理战、“谣言”战（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强调，谣言战的目的是改变民众看问题的参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后，一个人即使面对真相也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成为“有用的傻瓜”。[13]
贝泽门诺夫说，意识形态颠覆的第一个阶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时间。第二个阶段2到5年，第三个阶段只要3到6个月。1984年他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其效果之好远远超出了苏联当局的想像。
根据很多前苏联间谍、情报官员的自述和对冷战后解密档案的研究，前苏联的渗透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0年开始揭露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渗透，但1954年被参议院投票谴责，美国政府内部清理共产主义的努力半途而废，是美国加速走上下坡路的关键。[14]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麦卡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而失去现实意义。麦卡锡多年来被左派政客和媒体妖魔化，“麦卡锡主义”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显示出左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位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在回顾了麦卡锡等反共英雄在美国被压制、被丑化的历史后说：“左派的反美是其整个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者为通奸者、色情业者、鼓吹堕胎权者、罪犯和共产主义者争取权利。他们本能地支持无政府状态，反对文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四十六)“性爱自由”运动在美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 -《花花公子》
(一三八)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