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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文摘（四十一)“體制內長征”

加入 2019-09-19 07:56:30 | 長度: 12分18秒 | 類別: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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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体制内长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党魁葛兰西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四十一)“体制内长征” 首先提出“体制内长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党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发现，有信仰的人不会轻易被煽动发动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制造革命，就要制造一大批不信神、反传统、不讲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颠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革命失败以后，很多造反派进入学院，取得学位后成为学者、教授、官员、记者等，进入社会主流，发起了“体制内的长征”，用渗透的方式侵蚀到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机构之内，包括教会、政府、教育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艺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60年代以后的美国，就像一个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经无法具体指明，到底病灶在什么地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机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在众多“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里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社会学家提出的“克劳德-毕汶”（Cloward-Piven）策略独树一帜，可操作性强，被“成功”试用。克劳德-毕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政策，有资格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实际领取救济金者的数量。只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鼓励或者组织他们去领取救济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资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体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个黑人活动家创立的“全国福利权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4年，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数量从430万激增至1080万，翻了一番还多。1970年，纽约市年度预算的28%用于各项福利支出，平均每两个人工作，就有一个人领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纽约市领取福利的人数从20万增长到110万。1975年，纽约市几乎破产了。[8] 克劳德-毕汶策略是一种制造危机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论的一种应用。阿林斯基的规则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开始，共产党就擅长阴谋诡计，凭借极少的人数，制造出声势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机”。以美国政治为例。现在美国有的左翼政党纲领的激进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范围。为什么这些号称“民意代表”、“民选官员”的人，似乎只代表极端小众（比如跨性人）的呼声，反而弃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而不顾？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并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宁曾经说过，工会是“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送带”。共产主义分子发现，只要控制住工会，就控制了一大批选票；只要控制了选票，就可以让“民选官员”、“民意代表”言听计从。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取得工会的控制权，进而控制大批议员和“民选官员”，把其颠覆性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揭示，共产党的45个目标之一是“俘获美国的一个或者两个政党”，[10]就是通过这样非常复杂的运作实现的。普通工人为了维护基本权益，不得已加入工会，成为工会的棋子，这和向黑社会交保护费是一个道理。对共产党绑架民主国家的政策的机制，翠弗‧劳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劳敦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政策的制订。冷战当中，苏联及其盟国制订了针对各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目的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瓦解、和平演变。第二个阶段，灌输和培训（indoctrination）。冷战时期，每年有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培训的重点是如何利用本国的劳工运动、和平运动、教会和民间团体，影响本国的左翼政党。第三个阶段，实施。[11]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本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他们或者从政，或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或者进入媒体，或者进入数以百计的民间团体，他们用几代人积累的“经验”改造美国，美国几乎全面沦陷。民主国家的制度本来就是给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设计的，对于处心积虑想干坏事的人来说，这个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颠覆自由社会制度，有很多条道路可供选择。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共产主义分子和被他们欺骗的无知的代理人处心积虑地颠覆自由社会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筹划和运作，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已经被蚕食得千疮百孔，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已经深度侵蚀进了美国的肌体。 …… 共产党国家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实行最严厉的管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言论思想管制，这个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教育、媒体和社会各界，成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论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已经感到它的邪恶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正确”一词和“进步”、“团结”（solidarity）等词语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党话，其最表层的含义是指不要使用对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比如要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称呼印第安人为“美洲本土人”，称呼非法移民为“没有身份证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确”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把人群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等级，“受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礼遇。这种不问个人品行和才能、只问人群归属的“唯成分论”被称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这种逻辑，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同时占有了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和被压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确”的排行榜上居于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这和共产党国家把人按照财产分成阶级、“红五类”、“黑五类”，消灭打压地主资本家，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歌颂“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出一辙。某些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绝非一句“被压迫”就可以简单概括。“政治正确”人为地给思想划定界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断地给人扣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者”、“伊斯兰恐惧者”的帽子，使本应该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使全社会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课题。某些团体以“政治正确”为名，进一步挤压传统宗教的空间。更有甚者，很多国家就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或者扩大原有的“仇恨言论”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固定下来，逼迫学校、媒体、互联网公司和个人就范。这是向共产党国家对言论严厉管制迈出的一大步。 2016年总统大选后，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发的游行以外，侵犯言论自由的现象频频出现。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安提法（Antifa）组织扬言要挑起暴力冲突。伯克利警方严阵以待，出动三架警用直升机，当晚的安全保卫支出就超过60万美元。[12]记者问一位前来抗议的年轻学生，“你怎么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位学生脱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过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4年学生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如今时过境迁，左派抢占了话语权，就开始剥夺其他人的正当的声音。 2017年3月，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应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讲时遭暴力袭击，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伤。2018年3月，宾州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维克斯（Amy Wax）因发表了所谓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而被停职。[13]还有某些打着法律幌子的团体以反对“仇恨言论”的名义，给很多正常的社会组织贴上“仇恨组织”的标签。此外还发生了多起保守派学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动被威胁停办的事例。[14] 左派对言论自由的干扰绝不是民众之间的正常论争，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具有坏思想的人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扼杀正义的、至少是正常的声音。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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