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教授（右【红】<—————->左【蓝】）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它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分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地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分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